1976年1月8日上午，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〇五医院，周恩来总理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9时57分，医护人员停止了抢救。病房里一片寂静，陪伴多年的工作人员站在墙边，邓颖超赶到后，悲痛地守在遗体旁。 周恩来的病情，早在1972年便已显露。那年春天，他出现血尿症状，经检查确诊为膀胱癌。毛泽东得知后，要求立即组织治疗，并亲自写信嘱咐他安心养病。可在周恩来看来，手头的国家事务不能因为个人病痛而停下。 从1972年到1974年，周恩来一边接受治疗，一边处理政务。医疗人员多次劝他减少工作，他却总是把文件拿到病床边。有人劝道：“总理，您该休息了。”他回答：“我是总理，事情总要有人管。” 这句话并非场面话。周恩来住院后，仍然关心外交、经济、国防等事务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。病情加重后，他接受了多次手术，身体日渐虚弱，连下床活动都变得困难。即便如此，医护人员很少听到他的呻吟。 有一次，周恩来对身边医务人员说，自己去世后可以进行解剖，把治疗经验留下来，为后来者提供参考。这番话听起来平静，却反映出他对医学工作的信任，也说明他直到生命末期，考虑的仍不是个人得失。 1月8日，邓颖超来到病房时，抢救仪器已经撤去，周恩来静静躺在白色床单下。她抚摸着丈夫的面颊，失声呼喊：“恩来，你走了，我来晚了。”工作人员担心她身体承受不住，只能在一旁搀扶。 此时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。汪东兴进门报告噩耗后，会议立即中断。邓小平提出，要尽快向毛泽东报告，组成治丧机构，发布讣告，并做好有关安全部署。叶剑英随即表示，自己赶去通知有关部门。 毛泽东是在当天听到讣告内容的。由于身体原因，他没有前往医院。工作人员读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，毛泽东闭上眼睛，泪水从眼角流下，始终没有说话。两位并肩奋斗数十年的老战友，就这样隔着病痛与生死告别。 邓颖超曾提出三点意见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不召开追悼会，骨灰不保留而撒在祖国土地上。许多领导人认为，周恩来深受人民爱戴，完全取消仪式难以向群众交代。经过讨论，毛泽东同意了其中一项，即按照周恩来的遗愿，不保留骨灰。 1月11日，周恩来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。三天后，政治局开会研究追悼会安排，议题之一便是由谁致悼词。这个人选看似只是礼仪问题，实际上还涉及身份、资历以及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。 会上，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。有人认为，叶剑英德高望重，由他出面更为合适。叶剑英没有接受这一建议，而是摇头说：“我和他都不合适，小平同志最合适。”这句话很直接，也把问题从个人声望拉回到中央工作的实际需要。 叶剑英之所以这样判断，有现实依据。邓小平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曾与周恩来长期共事，在党内职务、革命资历和处理政务的经历方面，都足以代表中央向周恩来致悼词。由他出面，既符合规格，也能体现周恩来身后中央工作的连续性。 会议确定由邓小平致悼词后，文稿还要报毛泽东审定。邓小平审阅时，对其中一句话作了补充，强调周恩来“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”。文稿送到毛泽东处后，毛泽东批示同意。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，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邓小平站在悼词台前，数次因悲痛停顿。会场里没有喧闹，只有低沉的哭声。那篇悼词既是对周恩来一生的评价，也成为当时中央对这位老战友最后的正式告别。 追悼会后，邓颖超捧着周恩来的骨灰，按照他的遗愿，将骨灰撒向祖国山河。没有墓碑，没有单独安葬之地，只有长江、黄河、江南大地和北方原野，承接了这位总理最后留下的归宿。 特别